2015年金融数据已悉数出炉。数据显示，2015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39.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市场总体流动性充足；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5.41万亿元，规模较上年略有减少，但结构有较大变化。此外，外汇占款相比往年也下降明显，2015年12月末，央行口径人民币外汇占款下降7082亿元，达24.85万亿元。
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外经济环境异常复杂的态势下，我们迎来了2016年经济开局。2016年宏观政策如何布局？未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如何继续推进？围绕相关问题，记者日前连线了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及昆仑银行战略投资与发展部总经理助理李建军两位嘉宾，对相关问题进行解读。
记者：2015年金融数据反映的趋势对我国今年的货币政策操作有什么影响？
李建军：2015年的金融数据体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货币增速前低后高；二是2015年的社会融资规模由于外币贷款和表外融资的减少，比2014年降低4675亿元；三是人民币贷款结构改善，融资成本有所降低；四是外汇占款下降明显，跨境人民币结算增长放缓。
过去10年，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不过由于外汇占款下降，基础货币也由2014年底的29.4万亿元下降至2015年9月末的28万亿元，下降了1.4万亿元。在这种态势下，由于存款准备金一直是对冲外汇占款的主要工具，随着外汇占款的趋势性回落，利用降准进行对冲也就成为确保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手段。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从稳健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流动性并不是越多越好。未来，流动性整体情况应以满足经济增长需求的适度规模为佳，这就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工具组合调节流动性，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
谢亚轩：2015年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下降导致基础货币收缩，基础货币同比增速为-6.0%。为了保持M2的适度增长，央行通过4次降准将货币乘数由2014年末的4.18提升至2015年末的5.04。2016年，如果国际资本流向继续复杂，基础货币的增速持续目前态势，不排除仍会通过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来保持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增速。
由于2015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速为1.4%，低于市场预期，综合考虑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基本面，预计2016年CPI的同比增速可能进一步下降至1.2%，这将给货币政策操作预留出更多空间。
此外，2015年央行主动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招标利率从3.85%降至2.25%，包括常备借贷便利（SLF）、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利率均大幅下行，在去年11月下调隔夜和7天SLF利率，发挥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引导市场预期，并有效平滑银行间利率的走势，带动实体经济融资利率回落。2016年预计公开市场的操作会更为频繁，既能灵活满足基础货币供给的需要，又可进一步发挥利率走廊的指导和预期管理作用。
记者：虽然人民币汇率近期波动较大，但人民币汇率并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2016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谢亚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更多让市场来决定汇率水平，减少央行干预，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以期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16年，需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推行的方式可以简单甚至采取所谓“一步到位”的贬值策略，这样的想法显然低估了汇改的复杂性和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充分尊重市场、加强政策和信息沟通、管理市场预期并推动外汇市场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是进一步汇改的前提条件。
李建军：尽管年初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波动，但从经济基本面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加之我国外汇储备充裕，在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下，应该加强预期引导。事实上，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能够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也能够带来稳定的金融环境，有利于经济的转型升级。
记者：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如何？
李建军：我认为，随着跨境人民币结算增速回落以及离岸市场人民币存量增长放缓，应该考虑拓展人民币走出去的新渠道，提高人民币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突破。数据显示，2015年，人民币海外投资规模为7362亿元，是2014年总额的近4倍，未来发展空间巨大。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深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逐步落地，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必然会加快。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未来在政策的配套上，应该提供更加便利境外人民币投资使用的措施，促进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更多地使用人民币，打造人民币海外投资的经济圈，促进人民币在海外真正循环使用起来。
谢亚轩：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不断对外开放的自然结果。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对于国内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发展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个国际化的货币，需要更加公开透明的货币政策、更为兼顾内外稳定的币值以及更加对外开放的金融市场，这些无疑都将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进程。有鉴于此，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将更为强调“内外兼修”。
记者：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态势下，金融风险等需要加以关注。2016年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谢亚轩：总的来看，目前我国的金融风险水平整体可控。目前央行加强了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国内经济有望在下半年触底企稳，整体看金融风险仍处于可控范围。
李建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在去产能、调结构过程中，商业银行增速放缓，不良率有所上升。从上市银行2015年三季报来看，截至去年9月末，16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9079亿元，较年初新增2396亿元，已经接近2014年全年的新增量，不良贷款率达到1.21%。在盈利能力下降和经济继续深化转型的过程中，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面临一定压力，监管机构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处理不良贷款问题。
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外经济环境异常复杂的态势下，我们迎来了2016年经济开局。2016年宏观政策如何布局？未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如何继续推进？围绕相关问题，记者日前连线了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及昆仑银行战略投资与发展部总经理助理李建军两位嘉宾，对相关问题进行解读。
记者：2015年金融数据反映的趋势对我国今年的货币政策操作有什么影响？
李建军：2015年的金融数据体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货币增速前低后高；二是2015年的社会融资规模由于外币贷款和表外融资的减少，比2014年降低4675亿元；三是人民币贷款结构改善，融资成本有所降低；四是外汇占款下降明显，跨境人民币结算增长放缓。
过去10年，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不过由于外汇占款下降，基础货币也由2014年底的29.4万亿元下降至2015年9月末的28万亿元，下降了1.4万亿元。在这种态势下，由于存款准备金一直是对冲外汇占款的主要工具，随着外汇占款的趋势性回落，利用降准进行对冲也就成为确保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手段。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从稳健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流动性并不是越多越好。未来，流动性整体情况应以满足经济增长需求的适度规模为佳，这就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工具组合调节流动性，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
谢亚轩：2015年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下降导致基础货币收缩，基础货币同比增速为-6.0%。为了保持M2的适度增长，央行通过4次降准将货币乘数由2014年末的4.18提升至2015年末的5.04。2016年，如果国际资本流向继续复杂，基础货币的增速持续目前态势，不排除仍会通过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来保持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增速。
由于2015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速为1.4%，低于市场预期，综合考虑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基本面，预计2016年CPI的同比增速可能进一步下降至1.2%，这将给货币政策操作预留出更多空间。
此外，2015年央行主动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招标利率从3.85%降至2.25%，包括常备借贷便利（SLF）、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利率均大幅下行，在去年11月下调隔夜和7天SLF利率，发挥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引导市场预期，并有效平滑银行间利率的走势，带动实体经济融资利率回落。2016年预计公开市场的操作会更为频繁，既能灵活满足基础货币供给的需要，又可进一步发挥利率走廊的指导和预期管理作用。
记者：虽然人民币汇率近期波动较大，但人民币汇率并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2016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谢亚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更多让市场来决定汇率水平，减少央行干预，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以期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16年，需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推行的方式可以简单甚至采取所谓“一步到位”的贬值策略，这样的想法显然低估了汇改的复杂性和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充分尊重市场、加强政策和信息沟通、管理市场预期并推动外汇市场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是进一步汇改的前提条件。
李建军：尽管年初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波动，但从经济基本面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加之我国外汇储备充裕，在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下，应该加强预期引导。事实上，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能够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也能够带来稳定的金融环境，有利于经济的转型升级。
记者：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如何？
李建军：我认为，随着跨境人民币结算增速回落以及离岸市场人民币存量增长放缓，应该考虑拓展人民币走出去的新渠道，提高人民币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突破。数据显示，2015年，人民币海外投资规模为7362亿元，是2014年总额的近4倍，未来发展空间巨大。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深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逐步落地，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必然会加快。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未来在政策的配套上，应该提供更加便利境外人民币投资使用的措施，促进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更多地使用人民币，打造人民币海外投资的经济圈，促进人民币在海外真正循环使用起来。
谢亚轩：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不断对外开放的自然结果。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对于国内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发展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个国际化的货币，需要更加公开透明的货币政策、更为兼顾内外稳定的币值以及更加对外开放的金融市场，这些无疑都将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进程。有鉴于此，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将更为强调“内外兼修”。
记者：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态势下，金融风险等需要加以关注。2016年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谢亚轩：总的来看，目前我国的金融风险水平整体可控。目前央行加强了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国内经济有望在下半年触底企稳，整体看金融风险仍处于可控范围。
李建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在去产能、调结构过程中，商业银行增速放缓，不良率有所上升。从上市银行2015年三季报来看，截至去年9月末，16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9079亿元，较年初新增2396亿元，已经接近2014年全年的新增量，不良贷款率达到1.21%。在盈利能力下降和经济继续深化转型的过程中，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面临一定压力，监管机构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处理不良贷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