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章作者对华为、任正非本人的了解，您将从此文中找到华为总裁任正非关于世界、以及中国未来30年的“思想痕迹”：关于未来的技术变革，他的判断是万物互联的信息技术、新材料、基因技术的全面融合将使人类步入下一个“全新的、令人激动和恐惧的新时代”；而中国迎接和战胜恐惧，唯有坚定不移的“市场红利法治红利”，以及以教育为本，重振乡村教育、职业教育，提高教师待遇，重视普遍教育，以人才为发动机去推动下一个30年的变革。
“全球化分工”成就了前30年的中国
1970年，一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出版了一部专著《未来的冲击》；10年之后的1980年，托夫勒的另一部影响更为深远的著作《第三次浪潮》面世，由此发端的过去30多年，人类几乎以分毫不差的姿态和节奏演绎和印证着这位美国学者关于“未来”的预测：计算机革命，互联网，无围墙大学，日益解构化的组织，全球化……
1974年，30岁的任正非第一次接触计算机，聆听一位刚刚访问过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吴几康所作的关于什么叫计算机、计算机未来的应用前景的学术报告，“两个小时，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却改变了青年任正非一生的命运。
1979年，中国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禁锢的历史闸门终于打开了，10亿中国人从此走上了一条千军万马谋发展的不归路。欲望、激情、创造精神、冒险冲动，伴随着焦虑、痛苦、艰辛、汗水与泪水，以及无数人的牺牲，30 多年，在改变大多数个人、家庭命运的同时，也再造了一个东方古国的重新崛起。
命运垂青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新技术革命踏在了相同的节拍上。美国一批战略家所倡导的“全球产业分工论”，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觊觎 13 亿人口的大市场的同时，也纷纷将资本、设备、技术以及管理等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转移，尽管这几十年，我们也付出了环保、资源掠夺性开发等巨大代价，但不能不承认，国家和民族毕竟走到了强盛的边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有差距，也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但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战略自信已非旧时可比。
多年后的今天，人类又一次站在巨大转折的门槛上。如果说前30多年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是建构在传统工业社会，甚至部分国家仍然是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话，那么，新技术时代则有本质性的不同，这即是，无论是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等次发达国家，以及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整个人类都已经被深刻而广泛地卷入到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而正是互联网在知识和技术的分享方式、人际交互模式、商品和资本的交易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改变，将整个世界变平了，从而给予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不同制度背景下的个人与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美国战略家关于“全球产业分工”的顶层设计，恰恰在最关键的地方忽视了“上帝有意留下的空白”，这即是，互联网发端于美国，又是互联网终结了西方国家在高端产业链的垄断地位。傲慢而过度乐观的部分西方战略人士，在30多年前绝对意想不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顺应和把握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潮头，孕育和成长出了华为、联想、海尔等一批世界级的高科技制造企业，以及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
未来二三十年的人类会怎样？在有中国参与的世界各大思想论坛、技术论坛上，以达沃斯论坛为标志，美欧中以及其他国家的成千上万的政治家、战略家、企业家、科学家、学者们在共同、持续、充分开放地勾画着人类的下一步，数千万个人尤其是年轻人，也在通过互联网关注和讨论着人类未来二三十年将会出现的“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