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用改革的办法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支撑。会议提出，首先要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快速维权机制，加大侵权行为查处力度，提高法定赔偿上限，将故意侵犯知识产权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赔偿数额过低的问题久遭诟病，“侵权代价小，维权成本高”是权利人不得不面对的无奈现实。对于侵权人而言，“侵权了未必会发现，发现了未必会起诉，起诉了未必会胜诉，胜诉了未必会重罚，重罚了仍然有赚头”，正是在这种逻辑怪圈和侥幸心理的支配下，侵权行为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对于很多恶意昭彰的恶性侵权行为而言，建立在“损失多少，赔偿多少”朴素原则之上的“填平原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知识产权保护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大侵权行为查处力度”能有效增大威慑力，体现出国家推动创新发展的决心和魄力。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2013年组织完成的一次调查中，数据表明：在758件著作权侵权有效判例中，权利人经济损害赔偿诉求的平均金额为7.7万元，法院判赔的平均额为1.5万元。从各案件判赔支持度来看，有35.88%的案件支持度低于20%，31.13%的案件支持度在20%至40%之间，全部案件的平均支持度为31.1%。在商标权侵权488件有效案例判决中，权利人经济损害赔偿诉求的平均金额为32.6万元，法院判赔的平均金额为6.2万元。从商标权侵权案件对于经济损害的判赔支持度来看，约50%的案件支持度低于20%，全部案件的平均支持度为34.81%。这充分说明，在目前的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权利人获赔数额整体偏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法定赔偿上限过低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如果对于大多数案件法院都朝着法定赔偿额的上限进行裁判，就会导致碰到更为严重的情形时无法评价的尴尬局面，造成适法不统一。正是为了给更为恶性、严重的商标侵权案件留下裁判余地，法院必须谨慎裁量，而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实际结果的偏低，客观上使得侵权人更加肆无忌惮。为了破解这一局面，商标法第63条将法定赔偿上限调整为300万元，不但符合新的商标保护实际，而且大大增加了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围，更为科学和合理。显然，“提高法定赔偿上限”，也是其他知识产权门类（专利、版权、植物新品种等）立法的大势所趋。
将故意侵犯知识产权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也是打击侵权的一种有效措施。信用记录一般包括五类信息：第一类是登记类信息，如工商登记、税务登记、社保登记等；第二类是资质类信息，如资质认定、执业许可、职业资格等；第三类是监管类信息，如行政处罚、禁入限制、责任事故处理弄虚作假、违反告知承诺记录等，而侵犯知识产权受罚就属于此类；第四类是社会责任信息，如纳税、公共事业缴费、执行生效判决和裁定、公益活动等社会责任信息；第五类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记入的其他信用信息。不良的信用记录，会导致个人或者企业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处于不利的社会评价地位，从而丧失交易机会或经营资质。对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将大大提高侵权行为的成本，从而有效制约侵权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