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2016年的工作重心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提出“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此，“供给侧改革”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
何为“供给侧”？
其实，“供给侧”在经济学领域并不是一个新鲜词，但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需求与供给是“相反相成”的一对概念，政府为主体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也是一对概念，寻求的是总供需的平衡与经济运行、发展的可持续。
但过去，在经济理论与调控实践中讨论最多的是需求管理。这是一种总量管理，侧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在各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经济生活中银根的松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而供给管理则更多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发展，从不同角度考虑结构优化、实施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协调匹配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在理论框架内假设了供给环境，主要强调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此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传统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引起了对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
我所在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提出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破”在于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批评了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经济体调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指出了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立”在于强调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强调正视现实并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如“非完全竞争”假设）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强调市场、政府、非盈利组织应该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引入供给分析而形成“物”与“人”视角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
新供给经济学在肯定需求管理重要意义和实践贡献的基础上，重视和强调供给管理，讲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落实到中国实践层面，首先就是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发力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和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升级。
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
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新”已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样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的问题。
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亟须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更加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供给侧要素在理论上分析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国际经验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前，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这前三项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强调“要素投入驱动”体现为粗放发展便与此相关。
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两项要素即科技创新和制度，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当前热议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要素能够给予的新支撑。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五大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来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地展现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微观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
所以，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的基础上，应该在坚持适当扩张需求的同时，很清晰地在供给侧发力，有所区别地对待“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并以改革的攻坚克难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形成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
怎样处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关系？
必须厘清的一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而是优化供需平衡机制，并有效提供具有关键意义的制度供给，以供给创新释放需求潜力，激活发展新动力。
中国的供给侧发力，涉及应对资源环境矛盾压力以及走向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面对与解决的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等相关制度建设等一系列挑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把“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作为哲理。具体表现为，只要经济在可接受运行区间内，政府绝不贸然启动大规模刺激方案，这一点非常必要。按照全面改革取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只要在可接受的就业水平之上和物价之下，就应让结构调整在市场力量主导下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政府约束自己的作用、推进放权这样的改革，事实上会受到很多阻力与困扰，但坚持这一要领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大家都意识到经济运行中有矛盾的累积和凸显，而化解矛盾特别需要做的是，结合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在供给侧区别对待，突出经济手段为主的机制，这个机制要进行系统化的创新。
传统的需求管理在“三驾马车”框架下，强调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这一框架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其局限性，需将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联通到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所以必须重视从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等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只有通过这种对需求侧“元动力”作出响应的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构建，才能促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体系”浑然天成且升级换代。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以有效制度供给支持结构优化，激活全要素生产率。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八双、五并重”。
“八双”指的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以“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引领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具体为：“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在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适度扩大在经济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从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适当鼓励生育的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尤其看重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下寻求共赢；“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一是“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二是“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三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四是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五是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结合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的工作有望围绕五大任务衍生出的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房地产去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等四个政策着力点迅速展开，形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