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经济增长褪去光彩的，不仅仅是那些资源型行业与黑色金属等传统重工业领域，离开超级大城市距离较远而又相对分散的地区，似乎机会也越来越少，经济不容乐观。
实际上，这些正在衰退的产业和地区还只是中国范围更加广泛的经济结构变迁的一个缩影。北京城市实验室基于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研究显示，在中国600多个城市中，过去10年约有1/3的城市在收缩，也就是说，经济转型不仅造成乡村的数量快速减少，而且那些因经济停滞和人口流失而趋于收缩的小城市也不在少数。由于向新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不可阻挡地向一些大城市移动。这意味着高生产率的城市和产业依然是技能劳动力和生产性资本的吸铁石，大城市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那么，谁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推动者？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在全球正变得耀眼无比的新型科技产业的表现吧。2018年1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消费电子展(CES)上，来自中国的企业已占到全部参展企业的40%，多达1500多家，仅深圳一个城市就有500多家企业参展。这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就在过去3-5年，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这些年在新科技产业领域强势崛起的城市名单中还增加了杭州、苏州、南京、成都、重庆、天津、武汉、青岛、西安等二线的超大城市(也称为新一线城市)。他们正在转型成为新科技产业的前沿基地，使得中国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汽车、无人机、机器人、VR和游戏，AR、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制造等领域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领先的国家之一。
中国信息和新科技产业的崛起不过是增长极转移到那些大城市的直接结果，至少从目前的格局来看是如此。而大城市之间为转换增长动能而展开的锦标赛成为这些新技术产业扩张的催化剂。
发生在中国城市之间的新一轮的竞赛，将加速科技和人才资源向大城市集聚。就短期而言，评估城市之间这种竞争在促进中国科技产业发展上的作用是复杂的，但长期看，地区间政府的这种横向竞争总体上还是维护了市场的力量，驱使要素赶往生产率增长更快的地区和用途，这种竞争的总体效应趋于为正。
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历的与全球产业链衔接完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市)间的标尺竞争立下汗马功劳。实际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制造业先后脱颖而出，均以县或县级市为推手，这是因为拥有土地支配权的恰是县级政府而不是省地级政府，而土地在早期工业化中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
这些年，鼓励科创企业落户和年轻人创业取代了过去对传统制造业的青睐，成为中国大城市政府的共识。受制于经济增长放慢和财政状况，地方政府因势利导，转向对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鼓励，并制定吸引科技人才和科创企业落户的竞争性政策。竞争政策的范围从对创业企业的一揽子支持政策扩大到了广揽优秀人才的系列政策，包括个人的税收优惠、购房补贴，甚至为医疗和子女教育提供超乎想象的便利。
观察当前的中国经济，即便在不少领域依然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现象，不可否认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主力，增长动能正从中小城市驱动转入大城市引导，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内的一些新领域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未来，这样的趋势预计会持续下来。增长质量取代数量作为发展目标，而有质量的增长多数情况下是在生产要素向科技创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聚集中实现的，这最终需要让大城市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