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在成都召开，参会者从成都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到市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从驻蓉名企到本地民企，从科研院所到行业协会，从专家学者到创业精英……核心目的就是共商如何加快成都“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
2016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将成都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成都也成为继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之后第六座获此定位的城市。
“虽然我们借助国家实施成渝城市群战略之力，拿到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入场券，但客观地说，无论是城市功能还是经济实力，都离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心城市有差距。”讲话中，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并不回避成都发展所面临的差距与不足。
在成都的主政者看来，要站稳国家中心城市位置，为冲刺世界城市积蓄能量，核心在城市功能，关键靠产业支撑。“国内外城市发展实践表明，一座城市能否站上世界城市体系‘塔尖’，既取决于国家战略意志，又取决于综合竞争能力，尤其是产业竞争力。”范锐平强调，产业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是城市正常运转的关键支撑，在城市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此次产业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塑产业经济地理，打造有机融合、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链生态圈，大力推进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激发创业活力、提振投资信心。
“各项部署，各种举措，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成都在先进而完备的产业基础上，不断增强城市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成都投资促进委员会主任丁小斌谈道，唯有如此，成都才能在新一轮的发展中不负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使命，才能早日在世界城市的阵营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标国家中心城市功能
以产业发展引领城市发展，是成都一直以来所秉持的思路。经过多年努力，成都产业规模由小到大、层次由低到高、实力由弱到强，发展的“势”与“场”不断增强。
事实说明一切：成都先后培育形成了电子信息、汽车等6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产业支撑能力和发展后劲不断增强。在其推动下，成都进一步拓展了城市发展的宏观视野，不断强化和提升经济、科技、金融、文创、对外交往的中心功能和综合交通通信的枢纽地位，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的综合实力排名不断上升，成为全国GDP上万亿元的10个城市之一，完成了由省会城市到区域性中心城市再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三级跳”。
对标国家中心城市这一新的定位，成都的产业发展又将剑指何方？
“国家中心城市是处于城镇体系最高位置的城市层级，是迈向世界城市不可或缺的台阶，核心要义是具有服务全国的城市功能。”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杨羽说出了一个道理：大城崛起，本质上是城市功能的崛起。没有城市功能的提升，就没有大城崛起。
今年4月，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切实增强西部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国际综合交通通信枢纽“五中心一枢纽”支撑功能。
从增加并首提“增强西部金融中心功能”，到将“通信”列入综合枢纽建设范畴——这些重大变化，体现了成都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行动纲领的完善、创新、突破和自我加压，也逐步厘清了成都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城市功能决定产业的发展方向。当我们追问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功能，也就是在回答成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体系。”丁小斌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此次产业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以增强“五中心一枢纽”功能为目标，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服务业、现代金融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开放型经济和现代物流业。不难看出，成都的产业发展思路正是紧紧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功能而设定的。
重塑产业经济地理
今年4月以来，成都市委先后组织召开各界别、各阶层代表座谈会，组织市区联动开展经济工作大调研，听取各方面对成都发展的建议。
城市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无疑是最为集中的“吐槽点”：截至2016年底，成都管理的人口已达2030万，三个圈层的经济结构和环形交通组织方式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病；空间资源配置不均衡，一二三圈层国土开发强度分别为84.8%、35.1%、13.8%，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10388人、1172人、543人，一圈层核心区人口密度甚至达到每平方公里1.4万人，而三圈层仍处于人口净流出阶段。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机械制造、食品饮料、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同质化率分别达到47%、34%、28%……
“这些现象实质是城市空间规模产业结构失衡、生产生活生态布局不均所致。”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曾九利告诫，预计成都人口2030年将突破2200万的承载极限。“如果仍然延续粗放型产业布局，必然加剧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对此，成都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重塑产业经济地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核心是构建“双核联动、多中心支撑”网络化功能体系，实施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十字方针”，着力构建以龙泉山脉为中心，南北双向拓延、东西两侧发展的战略空间布局，推动成都进入“双城”时代。以此破解城市发展梯度衰减难题，解决城市均衡发展问题，提高对区域的带动能力。
“成都产业发展不仅要实现产业规模、效益上的巨大突破，更重要的目标是将成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商’的现代化城市。”丁小斌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遵循这一理念，当下成都产业发展的思路，更多是从整个城市的发展，即人、城和产的关系来重新诠释。
“以前更多是以产带人带城，更多考虑的是产，现在更加注重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合一’，而不仅仅将城市看作是产业的载体。”他强调。
需要提及的是，此举并非简单地为城市“扩围”，而是在优化布局的同时，格外注重产业生态的完善。本次产业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在全市统筹布局建设66个产业功能区，引导不同区域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带动研究创新力量和服务体系集聚，促进产业上下游和协作关联企业，通过共享、匹配、融合形成若干微观生态链，集成构建为产业生态圈，推动产业园区从单一的生产型园区经济，向生产、服务、消费等多功能的城市型经济转型。
采访中，专家们认为，成都决定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重塑产业经济地理，打造有机融合、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链生态圈，正是考虑到城市空间是城市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要素的物质载体。因此，通过分向、分区确定城市的发展策略和功能定位，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引领城市结构与资源禀赋相匹配，逐步构建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
创新要素供给
“无论规划做得多好，产业能不能做大做强，市场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在《瞭望》新闻周刊采访过程中，有业内人士坦言，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要素市场扭曲阻碍着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尤为重要。
对此，此次产业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着力矫正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扭曲、背离规律、难以持续的问题，积极培育技术、信息、管理等效率型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国际顶尖团队来蓉创业最高资助1亿元；最高给予2亿元支持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等共建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对各类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给予最高100万元资助；对工业用地实施弹性供应；设立规模1000亿元的成都发展基金……
7月12日，备受关注的成都“产业新政50条”——《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正式出台，围绕强体系、优生态、重落实、提能级总体目标，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强、力度大的政策措施。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对人才要素的创新供给。不但位列各项政策之首，而且政策最实、最具可操作性。
例如，新政规定对市域实体经济和新经济领域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人才，按其贡献给予不超过其年度个人收入5%的奖励；具有普通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凭毕业证来蓉即可申请办理落户手续；租住政府提供的人才公寓满5年，可按其贡献以不高于入住时市场价格购买该公寓住房……
“无论是城市的竞争，还是产业的竞争，关键都取决于人才的竞争。”在丁小斌看来，这些举措“是真正抓住了要点”。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之所以能发展起来，最重要的是它们聚集了一批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有学历、有经验、有国际视野，这些东西结合起来产生的生产力是无穷的。“所以抓好人才这个抓手，将大大推动成都发展。”
除此之外，成都还将围绕技术、土地、资本、信息、能源、制度等要素供给给出新的方式。
“每一项创新，都是对要素供给的结构性、制度性转换，都有助于形成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要素供给新体系。”采访中，丁小斌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