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主办的全国“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本位创新模式”成果推广暨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宁波镇安小学举行。来自全国500余位教育行政主管领导、专家及优秀教师济济一堂，共同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小学层面进行教育实践的目标和方法。
本次研讨会源于2011年5月，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启动的“国学教育与研究”项目。该项目与杭州拱宸桥小学 、宁波镇安小学、萧山第二高级中学三所学校深度合作，旨在解决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如缺乏系统的基本认知、传统文化教育流于形式而得形遗神、停留于表层的知识学习而未能内化为人格、滞于简单化的教育路径而缺乏实践的分层与多元路径等。2012年9月，课题组正式推广相关成果。2016年10月，项目成果“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本位创新模式”被评为浙江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本位创新模式”成果推广暨学术研讨会现场。
在本次研讨会上，来自三所实践学校的萧山二中学副校长胡建权、宁波镇安小学校长顾秋红、杭州拱宸桥小学校长郁明等，分别就各校传统文化教育的顶层设计、课程的分层分类推进、文化课堂探究、文化校园浸润等方面作了汇报。汤萌、汪霞、金伟国等三位基地学校的优秀教师，以课堂教学示范的方式，呈现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开发上的相关成果。作为项目教学实践的指南，课题组成员、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王崧舟，就传统文化经典文本的生命化教学取向和实践智慧执教研究课并作专题报告。
在“国学热”轰轰烈烈的今天，这一由杭州师范大学主持的针对中小学国学教育的研究项目，如何为体制内外五花八门的少儿“国学班”、“读经班”把脉？面对中小学生传播传统文化，与面向成年人有何不同？校园里的传统文化教育，如何处理与英文课、圣诞节、迪士尼动画等弥漫在孩子们生活中的西方文化的关系？澎湃新闻就此专访了“国学教育与研究”项目负责人、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国学院院长何俊。
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国学院院长何俊。
澎湃新闻：当前无论是体制内的学校，还是社会自发的校外课堂、兴趣班，都有五花八门的少儿“国学班”、“读经班”。在您看来，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何俊：您讲的现象都是显相，也是事实。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大而言之，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是以反传统、打倒“孔家店”为前提的。经过一百年，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主流的儒学的正面价值在当代中国几成为绝响，散落飘流于民间的传统文化可谓五花八门。随着中国的复兴，文化开始自觉与自信。但长期断裂后的文化复兴，很自然地起于最表层的东西。从我们的观察看，现在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最基本的问题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认知。
澎湃新闻：有观点认为，现在流行的各类以逐利为先的“读经班”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很重要的原因是义务教育、体制内学校缺少相关的教学内容，无法回应时代需求，所以家长饥不择食。对此您怎么看？
何俊：这是必然的。我刚才已经说，传统文化经过长时段的废弃与污化，实际上出现了断裂。今天家长们的需求，虽然也有跟风的影响，但深思一下，当下传统文化教育市场的兴起，必然不是空穴来风。目前的体制内传统文化教育欠缺，所以我们愿意做这样的尝试，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澎湃新闻：您希望这一项目达到的最理想的效果是怎样的？经过这一“创新模式”培养出来的理想学生是什么样的？
何俊：一切都在尝试中、过程中，很难说最理想的效果。从短时段讲，我们希望能为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一种可参考的模式。从长时段讲，当然期待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小学能够蔚然成风。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推进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避免给人以复古的味道。如果简单地讲，我们希望理想的学生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人。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国内中小学的英文课设置，以及每逢圣诞节、母亲节等西方节日，校园里会有很多庆祝活动？还有遍布孩子们生活中的迪士尼动画、好莱坞电影，等等？在全球化的今天，他们的语言、消费乃至审美习惯，都已经难以拒绝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你们的项目是如何看待并处理教育领域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的？
何俊：坦率地讲，我对这些东西既不感到奇怪，也不抱任何负面看法。因为从根本上讲，中国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而现代化自始就充满了西化的性质或特征，至今很大程度上依旧如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西学乃至西方文化的主导或流行，而在于它们不再以对传统的全盘否定为前提。经过一个世纪的曲折前行，我们终于能够重新对传统抱以同情，甚至自觉与自信。
在中小学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决不是要用传统文化取代现代文明，或者与西方文化相对抗，而是希望帮助学生更真切地体认传统，汲取智慧，在世界眼光中、在现代场域里，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在我看来，不必刻意去处理去取舍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相反，越是开放，越是理解，越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历史也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化是这样演生过来的。
澎湃新闻：作为高校的国学院院长，您为什么会关心中小学层面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小学传播传统文化，和在高校层面有何不同的意义、方法、目标？
何俊：关心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一方面是志业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缘促成。
我的工作是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儒学。阐明与传播传统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使传统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精神资源，无疑是我的工作目标，而中小学是非常重要的路径，关注与实践是很自然的。
不过具体到实际的参与，却需要因缘际会了。大约十年前，我还在浙江大学任教，萧山二中吴金炉校长邀我去讲传统文化。吴校长是历史方面的高级教师，对传统文化有情怀，萧山二中的乡土文化教育也弄得很有特色，由此我们开始了合作。2010年底我调到杭州师范大学后，成立了国学院，师范大学与中小学有天然的关系，合作就更加便利与广泛了。但我们考虑到精力与尝试性，又在杭州与宁波分别选了拱宸桥小学与镇安小学进行合作，因为这两所小学当时的校长王崧舟与顾秋红都是对传统文化深具情怀与修养的著名语文教师。
在中小学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文化不同于知识，虽然两者关系密切。文化需要习以养成，从小开始才足以实现，才能够融入日常生活，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毫无疑问，小学生与中学生、大学生，分处不同年龄段，心智发育程度不同，因此，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在内容与方法上应有很大不同。究竟不同处在哪里，正是我们在探索与尝试的。但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培养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情怀，体会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与品格，成为他们未来人生的积极的精神资源。
特级教师、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王崧舟在研讨会现场。
澎湃新闻：作为项目负责人，您认为“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本位创新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何俊：顾名思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践本位。这其实是孔子行教的最基本方法，《论语》第一句就讲“学而时习之”，学与习是交互并行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知识，但更是文化，文化的认同与涵摄，必须将外在的知识内化成自我的习性。这个�化的过程唯一的途径是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广义的，我们的探索便是力求将传统文化嵌入到从课堂到校园、从家庭到社区的不同环节中，实现传统文化的日用化。
澎湃新闻：文化教育最关键的是教材与教师。你们的教材是如何制定的？
何俊：的确如此，无论如何设想，最终需落实在教材上，尽管对“教材”的理解可以宽泛一些。
我们在教材上主要从两个方面探索：一个是在现有教材的教学过程中渗透传统文化的内容，比如在语文课、思想品德课上；另一方面是自编教材，这又可以分成两块，一是传统文化的一般内容，二是学校所在地的乡土文化。这样的路径反映出我们希望把传统文化教育，与现有的教学相结合，而不是简单地另搞一套；同时强调与乡土文化相结合，以增强传统文化教育的亲切感。
澎湃新闻：国学涵盖内容广泛，对授课者要求很高，但另一方面又很难量化考核。你们如何确保教师的能力与资质？
何俊：师资真的是很大问题。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已完全西学化了，如果严格按照传统知识系统的要求，坦率地讲，就是高校也存在着师资的问题。也正因为此，学界才有设立“国学”学科的呼吁。
从眼前考虑，我们只能与合作学校的相关老师加强交流，辅以培训。这并不是说我们高校老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一定比中小学老师好，但一般来讲，毕竟高校老师从事专门研究，理解上会深广一些。但尽管如此，如何教中小学生仍然是个挑战，需要我们整个团队充分交流与合作。
澎湃新闻：这一课题被评为浙江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是成果的一方面。在更直接的层面，即参与课题实践的学生们，有何与众不同的表现？
何俊：正如刚刚讲到，传统文化教育讲习以养成，由笃行而至内化。虽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甚至是终身的，但从学生渐渐变化的日常中还是能探得些端倪。阅读记诵经典，终归还是为了和自己的人生发生化学反应，当学生在生活中遇到事情的时候能不自觉地将它们“用出来”，也就能证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路子是对的。
我知道有位学生经历了丧母之痛后，会用庄子对生死的态度来宽解自己。
我还听老师们说过许多细微而生动的例子。小学四年级有一课《心之四端》，文中孟子有这样一句话：“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读到这句话，学生们觉得又好玩又有道理，上课时读得别有兴致，课后教室里也时常会听到这句话。有位同学时常忘记带作业，组长催他上交时，他还会笑嘻嘻地对组长说“我忘记带了”。学了这课之后，几个同学又听见他这么说，就送他一句：“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这位同学听了很难为情，第二天把作业带来交给组长并说：“以后不许再说我‘非人’了。”另一次，有位同学生病了，在教室里吐得一塌糊涂，一股难闻的臭味在教室里弥漫，几个同学露出嫌恶的表情，这位之前忘带作业的同学说了一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你们都感觉不到他很难受吗？”说得大家很羞愧，然后纷纷帮助生病的同学清理起来。
类似案例，在一线老师们那里，可以说举不胜举。
澎湃新闻：河北知名的衡水中学最近在浙江开设分校，引发热议。您作为浙江教育界的专家，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何俊：您讲的衡水中学事件，我还真的不知道，孤陋寡闻啊，很不好意思。
我身为浙江人，又一直在浙江高校工作，总体感觉是：浙江的基础教育是好的，高等教育比较弱。浙江从南宋起，就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也始终走在前列，以此看，浙江的教育还是需要努力的。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从理想的层面讲，人皆可以为尧舜。教育应该因材施教，使每个人充实而光辉。但落在现实的层面，总是需要对人有个评估，这就免不了考试。应试教育也就应运而兴。作为一个教师，应正视这个现实，在充满张力的境遇中寻找某种平衡。这其实也正是儒家的理想，追求“时中”，追求动态中的恰好。
